省立成都中学

　　闵恩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川成都。美丽的岷江滋养了肥沃的川西平原，也孕育了灿烂的巴蜀文明，富庶的天府之国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回忆中，闵恩泽院士还能依稀记起当年，闵府家中那副对联：忠孝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。
　　那时的四川正是刘文辉、邓锡侯、田颂尧等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，军阀之间烧杀抢掠，战事不断，人心惶恐。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闵恩泽遵循家训，走上了求学之路。
　　上小学时，闵恩泽就开始学习“国学”，每天要读一篇《古文观止》、要临摹王羲之、赵孟頫等人的书法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孔孟之道、诗书画印等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已经伴随着桐油纸和松油墨的香味，一起渗入了闵恩泽的骨子里，根深蒂固。
　　早在初中时代，闵恩泽在私立南薰中学时，就表现出了全班头名的过人成绩，后来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学(前成都2中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)。在这个学校读了还不到一学期，侵华日军的轰炸机就开始在成都上空嘶叫着盘旋了，闵恩泽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，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在成都上空投下罪恶的炸弹，闵恩泽随着人流逃出成都，跑到荒郊野岭的乱坟岗、田埂边躲避炸弹。
　　后来学校搬迁到成都郊外的三岳庙。在那里，用竹子和稻草临时搭建了几间屋子，在墙上抹一点白灰，就当作是教室和宿舍。记忆较深的，是那时候一下雨，屋子就漏，雨水漏下来，就得拿盆子接着，于是满屋子都是雨水劈劈啪啪打在盆子里的声音，有时一整夜都无法入睡。那时候闵恩泽从学校回家，需要步行五个多小时，从中午十二点一直走到下午五点多钟！
　　尽管条件如此艰苦，闵恩泽仍然非常努力地学习，每天坚持点油灯夜读。教书的老师也十分卖力，说起那时候的数学老师，闵恩泽赞不绝口，由于那个老师代数教得好，大家便叫他“饶代数”，还有“郑生物”（四川喜欢用事物的特点来命名，比如钟水饺、赖汤圆）。那段艰苦而充实的时光给闵恩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最高兴的要数去门前的河沟里抓鳝鱼，粘滑的鳝鱼平时躲在水下的洞穴里，到了夏天的晚上，它们会钻出洞穴，到田泥表层乘凉，这时，只要用光照，它们便不会再动，乖乖束手就擒。
　　和闵恩泽一起在二中度过三年高中时光的87岁老人吴汝光回忆道：“他上学的时候个子不是很高，留着寸头，人长得很结实，排球打得很好。当时排球比赛一个队伍9个人，他是年级排球队的二传手。” 两位老人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当时省立成都中学迁到了石羊场附近，石羊场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军用飞机场。谈起当时学习的艰苦条件和学生抗日救国的热情，吴老仍记忆犹新：“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都来轰炸，我们夜里常常被照明弹晃得睡不好觉，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。躲完轰炸机后，就立即投入学习中。学校的学风简朴。闵恩泽是城里人，家庭条件比较好，但和大多数同学一样，从不讲究吃穿，也不贪玩好耍，学习刻苦，成绩优秀，所以还差半年毕业就提前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。”
　　“90年代的时候，我去华西医院看望过他，那是我们自从学校分手后的第一次相逢。当年分手时还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，再见面却已经是七十多岁、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了，谁也认不出谁。但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记得老同学，临走时让我代向‘吴汝光’问好。我当时哈哈大笑对他说‘ 我就是吴汝光’。”

   国立中央大学

　　1942年，因会考成绩优异，18岁的闵恩泽被直接保送进了当时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，他最先选择的是土木系。闵恩泽回忆到，当时年轻的自己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要修建一条可以跨过长江的大桥，以纪念自己已去世的母亲。一个多么朴素的愿望，反映了一颗多么真挚的孝心！在那里，身为银行家、实业家的舅父对闵恩泽发生了很大影响。当时四川缺化肥，舅父想在四川建一个化肥厂，闵恩泽改志要在家乡搞实业，建化肥厂，于是在大学二年级时毅然转学化工。对于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！就是这个决定，为他以后走上炼油催化科学之路埋下了伏笔。

   俄亥俄州立大学

　　大学毕业，闵恩泽回到成都一家自来水厂做分析化验工，一个星期只需要做两次化验，生活简单而苦闷。于是他又回到重庆，在一家肥皂厂实习。实习过程中得到消息，当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要招收一批印染技术人员，需要经过培训，还有可能出国。通过考试，闵恩泽考了第一名。于是在1946年10月，闵恩泽到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印染厂即上海第一印染厂，学习印染专业，培训结束后当了一名漂染车间的技术员。这个工作也很辛苦，每天要值班12小时，而且在这里只能整天埋头苦干。
　　1946年暑期，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自费留学考试，通过考试者，可以提供官价的外汇，还可以得到一张船票和半年的生活费。闵恩泽通过了考试，向舅父借了一笔钱，再加上在中纺工作时积蓄的工资，于1948年3月去了美国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攻读研究生。 　
　　在美国，闵恩泽读得很快，仅用九个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。由于成绩优秀还获得全额奖学金（全校仅有十一人拿到了这笔奖学金，闵恩泽就是其中之一）。用这笔奖学金，闵恩泽继续攻读博士，并顺利的戴上了博士桂冠。 　
　　在此期间，闵恩泽与当时已经是博士后的妻子陆婉珍走上了红地毯，跨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三十多年后，这对志同道合的伉俪先后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成为科学界的美谈。 　
　　1951年读完博士以后，闵恩泽和妻子都参加了工作，他由副化学工程师提升到了高级化学工程师。在当时，两个博士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。对于这时的闵恩泽来说，生活已经相当优越了。 　
　　遥远的大洋彼岸不时飘来故乡泥土的芬芳，涤荡着闵恩泽重返故土的赤子之心。如今回忆起来，他依然十分坚决地说，“那个时候出去的人，没有想留在那里的，就一个目的，学成了就回来”，多么朴实又多么真挚。 　
　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，国际局势日渐紧张，美国政府限制理、工、农、医等专业的人才离开美国国境，回国之路变得异常艰难。甚至有美国人讽刺说，回国，就等于拿脑袋往石头上撞。尽管如此，闵恩泽依然没有停止归国的脚步，托朋友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，到了查济民先生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染厂当研究室主任，条件是9个月以后辗转回大陆。1955年10月，闵恩泽终于携妻子一起跨过罗湖桥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